恩卓中盈 60岁前默默无闻，60岁后创造历史

东晋义熙八年（412），当夏风拂过大海时恩卓中盈，一艘远道而来的船只停靠在青州长广郡（今山东青岛）的岸边。

这艘商船从马来群岛西边的耶婆提国扬帆起航，本要前往广州，却阴差阳错地漂到了青州——此地在东晋十六国的乱世中一度归属南燕，不久前被东晋权臣刘裕派兵平定。

船员们懵圈了，操着一口外国话，议论不停。幸好船上有一位年过古稀的汉人和尚，他安抚好船员的情绪，淡定地走下船，向路过的猎户打听情况。

这一刻，老和尚长达13载、游历30余国的西行求法历程，正式结束。

这位高僧，正是法显。

法显，是目前已知最早前往天竺取经的中国僧人之一，也是有史记载的，从陆上丝绸之路西行至印度，再从海上丝绸之路归国的第一人，堪称“一带一路”代言人。他撰写的《佛国记》（又称《法显传》），记载了西行一路的见闻，保留了一千多年前丝绸之路的珍贵史料。

他早年不过是无名之辈，在人生最后的岁月却跟开挂一样，所行极为彪悍。

和历史上很多“小人物”一样，法显的前半生是个谜。

尽管《出三藏记集》《高僧传》有载，法显俗姓龚，为平阳郡（今山西临汾）人，年幼因家庭变故出家为沙弥，20岁受“具足戒”（又称大戒，所持戒律比沙弥更多），但他此后四十年的人生经历，史料阙如，无人知晓。

法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时，已经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。

他的《佛国记》中，第一段话是这么写的：“法显昔在长安，慨律藏残缺。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，与慧景、道整、慧应、慧嵬等，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。”

这是说，法显有感于汉地“律藏”缺失，立志前往天竺取经，便于后秦弘始二年（399）的秋冬时节，和几名志同道合的僧人从长安出发，踏上了漫漫西行路。法显的生卒年有争议，根据推算，此时他已60余岁。

法显所处的时代，距离汉明帝夜梦金人、白马驮经入洛已经过去三百多年。东晋十六国时期，北方胡人厮杀，中原士民南渡，却间接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，后赵石氏、前秦苻氏、后秦姚氏等统治者崇信佛教，佛图澄、道安、鸠摩罗什等高僧备受尊崇，民间百姓渴望脱离苦海、天下安定，也竞相信佛，仅关中一带，就聚集了数万僧人。

但是，这股佛教崛起的浪潮中，深藏着隐忧。

法显西行的缘由，是佛教传入中国后，一直缺乏完备的戒律。

佛教的文献统称为“三藏”，律是其中之一。佛教东传之初，中原采用的佛经并非印度传来的梵文原典，而是由西域的大月氏、安息、龟兹等国翻译而来的经书。这就导致，很多经文词不达意、缺头少尾。律藏残缺，势必导致僧人不守戒律，甚至是无律可守。南朝《弘明集》记载，当时的僧侣“德不称服，行多违法”，虽然出了家，整天不务正业，做些垦殖田圃、行商放贷、占相卖卜、机巧异端的勾当。

戒律残缺，教门混乱，让身在长安的法显深感痛心，他毅然决定前往天竺，寻求完整的律藏。

一个小人物的远行，要靠自己的奋斗，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。

法显启程西行的这一年，天下并不太平。当时，北方陷入淝水之战后的连锁反应，前秦分裂，群雄割据。统治长安的后秦国君姚兴是一个野心家，他不断发兵东进，与东晋争夺领土，同时与西面的各势力发生冲突。离开长安后，法显一行人翻过陇山，经过后秦和西秦的国界，从天水顺渭河上溯到河湟谷地。法显西行的第一站——河西走廊，也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，但在佛法兴盛的河西，法显一行人受到欢迎，与多位政治人物有了接触。

法显一行人抵达西秦时正值夏季，先是在金城（一说苑川，今甘肃兰州）进行了“夏坐”。

法显在《佛国记》中将西秦称作“乾归国”，这是因为西秦在位的君主叫乞伏乾归，他继承了哥哥乞伏国仁的事业，割据陇西一带。所谓夏坐，是指佛教僧人在夏季禁止外出、聚在一起潜心修行三个月的习俗，源自佛教发源地印度，由于印度半岛属热带气候，僧众不得不在炎热的夏天避免外出，保持内心的宁静，传到中原后，这一习俗保留下来。在之后的旅程中，法显多次进行夏坐，因此在一些地方停留时间较久，留下了比较详细的记载。

秋高气爽之际，结束夏坐的法显一行人继续西行，经扁都口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。

《佛国记》云：“张掖大乱，道路不通。”彼时，后凉吕氏已是强弩之末，河西各方势力互相攻伐，阻挡了法显西行之路。所幸，统治张掖的北凉王段业是个佛教徒，他邀请法显留在张掖讲授佛经，并自请为法显的“檀越”（即施主，为僧侣施舍财物之人）。

转眼间，又到夏季，受阻的法显一行人在张掖再次进行夏坐，直到传来道路复通的好消息。当时，占据敦煌的李暠（西凉政权的建立者）和段业达成协议，双方战火暂息，确保商人、僧人安全地往来河西。在张掖，智严、慧简、僧绍、宝云、僧景等僧人也加入法显的西行队伍。

法显一行人西出张掖，沿着弱水来到敦煌。西凉王李暠殷勤接待法显一行人，对来自中原的僧人礼遇有加。

在法显到来的三十多年前，乐僔和尚云游至敦煌，看见鸣沙山上金光万道，心有所感，在崖壁上凿下了莫高窟的第一座佛窟，此后，敦煌莫高窟陆续修造。我们不知道，在敦煌留宿的一个多月里，法显是否参观了最初的莫高窟，但佛窟必定无声地注视着西行者远去。

西出玉门关，离开河西走廊后，往前便是西域。

迎接法显一行人的，是沙漠、戈壁和雅丹地貌。

法显首先要渡过一片被称为“沙河”的荒漠。在通往鄯善国的途中恩卓中盈，法显用生动的笔触记载了这一带的残酷环境：“沙河中多有恶鬼、热风，遇则皆死，无一全者。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。遍望极目，欲求度处，则莫知所拟，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。”经考证，法显一行人穿过的沙河，即今罗布泊一带。

法显说，来到此地，根本见不到任何活物，找不到什么路标，只有过往行人的尸骨可作为标记。法显一行人跋涉了17个昼夜，走过1500里的路程，才穿越这片绝域之地。

穿过沙河后，法显一行人进入塔里木盆地，先后到达鄯善、焉耆、于阗和竭叉等西域古国。

法显的《佛国记》站在旅行者的视角，为我们还原了这些古国的人文风貌。

鄯善，曾名“楼兰”，其故址在今新疆若羌县，后消失在茫茫风沙之中。法显到来时，正是鄯善消亡的一百多年前，所见的是一个繁荣的丝路商邦。法显看到，鄯善国信奉佛教，并充分吸收了中原的风俗，衣着与中原大抵相似，只是质地不同，“以毡褐为异”。不过，法显也发现了当地自然环境的劣势，“其地崎岖薄瘠”，或许这就是后来鄯善灭亡的原因。

20世纪初，在罗布泊的楼兰废墟出土了一件重要的文物——李柏文书。这是东晋十六国时期，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的信件。自东汉以来，中原王朝在西域设长史，掌管西域兵众，即便是在战乱频仍的魏晋时期，西域长史仍履行着职责。李柏在任时，写信给统一了塔里木盆地东部地区的焉耆王，希望双方联兵，讨伐叛逆。

从鄯善北上，经过15天的辛苦旅行，法显一行人来到焉耆（又称焉夷）。焉耆国是西域大国，在法显的记载中，“焉夷国僧亦有千余人，皆小乘学，法则齐整”。但法显来到此地，却觉得其国人“不修礼义，遇客甚薄”。此前一路上，法显等人备受尊崇，可来到焉耆，受到“冷暴力”。焉耆人信仰小乘佛教，对信仰大乘佛教的法显一行人不太感冒，不让他们住进寺庙，也不许他们参加当地僧人的活动。

幸运的是，法显一行人在焉耆遇到了一位施主——“苻行堂公孙”，让他们得以生存下来。苻，是这名施主的姓氏，行堂指代修行之人，公孙则是对贵族子弟的尊称。法显写下的这一称呼，透露了这名贵人的来历。当初，前秦鼎盛之时，苻坚曾派大将吕光远征西域，焉耆等国纷纷投降，后来前秦南征东晋失利，迅速走向败亡，跟随吕光西征的一部分苻氏宗室就留在了河西和西域。这名善待法显的“苻行堂公孙”，极有可能就是前秦苻氏后裔。

得到苻氏贵族的供给后，法显继续向西南而行，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，来到有“小西天”之称的于阗国（今新疆和田），参与盛大的行像大典——这是于阗国为庆祝佛诞节举行的盛典，主要形式为抬佛像游行。

为此，举国洒扫道路、装饰巷陌，各个佛寺精心准备，争奇斗艳。行像的队伍壮观浩大，立有佛、菩萨、诸天侍从像的行像车高达3丈，饰以金、银、玛瑙、珍珠、玫瑰、琥珀等装饰，宛如一座行走的庙宇。为了一睹行像盛事，法显在此留居了3个月。

到达葱岭（今帕米尔高原及周围诸山）一带的竭叉国后，法显将翻越眼前地势险恶、气候恶劣的高原雪山，进一步迈向佛教的起源地。

法显在《佛国记》中写道：“葱岭冬夏有雪。又有毒龙，若失其意，则吐毒风，雨雪，飞沙砾石。遇此难者，万无一全。”毒龙，说的是雪崩，在葱岭，这种灾害随处可见，若是不幸遇上，恐怕难以生还。法显一行人战战兢兢地走了一个月，终于翻越葱岭，来到犍陀罗所在的北天竺。

万里之路上，取经的队伍已经发生分化，或分道扬镳，或半途而废，最初陪法显西行的僧人中，只剩下慧景、道整二人仍锲而不舍。可法显没想到，他们还将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
从北天竺进入中天竺的途中，法显等人要通过常年积雪的小雪山（今阿富汗萨菲德山脉）。慧景在风雪之中精疲力竭，自知难以坚持。他口吐白沫，告诉法显：“我已经不行了，你继续前进，不要与我一同死在这里。”旅伴死后，法显抚其尸痛哭，随后忍着悲痛攀越山岭，和道整来到了佛教的起源地。

在中天竺，法显和道整二人先后游历了摩头罗国、僧伽施国、拘萨罗国、毗舍离国、巴连弗邑等佛教胜地。

在拘萨罗国，法显和道整参观了佛祖生前居住了25年的祇洹精舍。昔日一众僧侣携手同心，历经九死一生，西行而来，如今只有道整一人在旁，法显百感交集，悲叹不已，更何况，经过数年的跋山涉水，他已经是一个年过七十的老僧了。他不知道，自己是否还能带着经书回到中原。

精舍的天竺僧侣们看到如此悲伤的法显，不禁惊讶地问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

法显回答道，我们是从汉地来的。

天竺僧人惊叹道：“真是奇了怪哉，这么迢遥的路程，也能到我们这里求法，我们还从未见过汉地的人呢！”

在西行的第7个年头，法显抵达巴连弗邑（又称华氏城，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附近），终于找到《摩诃僧衹众律》《萨婆多众律》等律藏的写本，他在此留学3年，学习梵文，抄写律本。

作为法显的最后一位同志，道整自从来到天竺后就被当地文化深深吸引，认为天竺才是真正的修行之地，汉地戒律残缺不全，反而像是佛教的边地，于是立下誓言：“自今已去至得佛，愿不生边也。”道整说，他再也不回中原了。

人各有志。当初，法显之所以西行，就是为了求得天竺的律藏，传到中原，因此，他不会留在天竺，他一定要回到遥远的东方，将所学奉献给故土，他注定只能孤独地前行。

经过10年的取经之旅，义熙五年（409），法显即将启程东归。

但他没有再走陆路，而是改走海路，即海上丝绸之路。

学者章巽认为，《佛国记》中叙述的航海生活，是我国第一部详细的航海行记，为我国古代海上交通的重要记录。

法显从天竺东部的港口多摩梨帝国（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普尔）出发，跨过孟加拉湾，很快抵达南亚次大陆南端、印度洋上的岛国——师子国（今斯里兰卡）。

在法显笔下，师子国犹如一个“宝石之国”，盛产各类宝珠，尤其是佛教的法物摩尼珠。此前前往天竺的途中，法显已经造访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诸多交通枢纽，而师子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中转站，从这里向西可通波斯湾、红海，向东穿过马六甲海峡，可抵达中国。

法显在师子国参加了该国盛大的佛牙游行和供养法会，到王城阿努拉德普勒游学参访时，又有意外收获，只因这里是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城市和佛教圣地，藏有大量佛经。于是，法显暂缓归途，在师子国访学2年，求得多部佛经。

在此期间，孤身一人的法显再度唤起了思乡情绪，他感慨道：“去汉地积年，所与交接悉异域人，山川草木，举目无旧，又同行分披，或留或亡，顾影唯己，心常怀悲。”

当年从长安出发时，他们是一个僧侣旅行团，如今有的分散，有的牺牲，只剩下法显独自携带经卷东归，在师子国铺天盖地的梵音中，显得分外寂寞。

从师子国启程东归故土，已经是义熙七年（411）。

这趟归国之旅并不顺利。

在东南亚的耶婆提国，法显转乘一艘200多人的商船，船上带着50天的粮食，朝着目的地广州进发。但是，耶婆提并非一个佛国，船上的婆罗门商人都将法显视为异教徒。

途中，商船遭遇狂风暴雨，情况危急，商人们以为是搭载了法显这个异教徒，才惹怒了他们的神明，想要把法显丢下船。情急之下，船上一名檀越站出来，以中原王朝的天威震慑商人，他说：“你们要赶走这名和尚，就把我一起扔下，不然就杀了我。中国的帝王崇信佛教，敬重僧人，你们如果扔下这位和尚，我到中国后，一定会告知中国皇帝。”婆罗门商人们这才作罢，法显逃过一劫。

接着，商船又迷路了。

法显所处的时代，海上航船大都只能依靠原始的天文导航。据《淮南子》《抱朴子》等典籍记载，汉人船员已经熟悉利用各种星体进行定向导航，如果分不清方向，就会用“牵星术”，观看北极星，寻找正确方向。但耶婆提的商人显然不得要领，又不巧碰上阴天，无法对星辰、海水进行判断，不知道他们早已越过了广州，缓缓驶向青州。

于是，出现了开头描述的那一幕。

当船在山东半岛靠岸时，航程已经过去70天，船员忍饥挨饿，若再不登岸，可能就要发生自相残杀的惨剧了。长广太守李嶷是个佛教徒，他听说这艘迷途的船上有一位西行取经归来的高僧，急忙迎请法显到长广郡的治所不其县（今山东青岛即墨区）。

法显归来前，东晋军在刘裕的指挥下北伐得胜，一度攻下青州。作为东晋的官员，李嶷自然不会同意法显返回长安，更何况，此时的长安饱受战争摧残，不适合法显完成翻译佛经的重任。

70多岁的法显选择南下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，在江南古都专心翻译佛经，一如他的初心，完善中原佛教的戒律规制。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东晋、南朝时期的建康，亦是佛教繁盛之地。后来，完成使命的法显到荆州江陵的辛寺继续修行，并在此圆寂，他去世时，一说82岁，一说86岁。

在长达三四百年的乱世中，法显只是一个与政治绝缘的小人物，但他横跨丝绸之路、历时13年、游历30余国的旅程，通过他留下的《佛国记》流传后世，衬托出一个无比坚毅的伟大身影。

法显的远行，并非单纯的取经之旅。作为第一批越过葱岭、到达印度的僧人，他为后世展示了东晋时丝绸之路沿线的风土人情。《佛国记》除了记载中国本土之外，还记录了当时中亚、南亚和东南亚的地理、交通、宗教、物产、风俗等，被公认为研究5世纪亚洲历史的重要史料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法显实现这一壮举时，已经是六七十岁的年龄，哪怕在今天，也是退休的年纪了。

法显的精神感召着无数后来者。

南北朝的僧人昙无竭听闻法显的事迹后，“慨然有忘身之誓”，召集沙门25人西行求法；初唐的玄奘在西行前便以法显为偶像，称“大丈夫会当继之”，他在未得朝廷许可的情况下，随着逃荒的难民偷渡出关，踏上西行之路，作《大唐西域记》；后来，另一名唐僧义净自幼“仰法显之雅操，慕玄奘之高风”，走海路远赴天竺，详细记载了南海各地的历史地理。

僧人们舍身求法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在丝路春秋遗留足迹，构成中国丝绸之路史的重要一角。

近代学者梁启超高度评价法显西行，说：“法显横雪山而入天竺，赍佛典多种以归，著《法显传》，我国人至印度者，此为第一。……故无论历何艰险，不屈不挠，常人视为莫大子恐怖罣碍者，彼辈皆夷然不以介其胸。此所以能独来独往，而所创造者乃无量也。呜呼！后之学子，闻其风者，可以兴矣！”

勇猛精进，志愿无倦，诚如斯言。

参考文献：

[晋]法显著；章巽校注：《法显传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

[梁]僧祐撰；刘立夫，胡勇译注：《弘明集》，中华书局，2011年

[梁]僧祐撰；苏晋仁注解：《出三藏记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95年

[梁]慧皎撰；富世平点校：《高僧传》，中华书局，2023年

季羡林：《中印文化交流史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8年

章巽，芮传明：《<法显传>校注：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5年

陈大为：《法显西行：法显看见的世界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20年

胡运宏：《法显传》，凤凰出版社，2022年